中国人认祖归宗，靠的是姓氏祖谱，皇室的玉牒、普通百姓的祖谱、家谱，就是岁月传承的家世档案，直到今天，国人在对组织和管理机关填写有关申报表格的时候，还保留有“籍贯”一栏，籍贯实际上就代表着祖居地望的意味，它和姓氏一起构成了一个人的人文地理记忆。
夏商周以来，中国人就有家谱，诗人屈原官居三闾大夫，职责就是掌管楚国昭、景、屈三大姓的家谱，而汉代司马迁写的《史记》里就记述了大量上古以来的政权更迭和诸侯世家历史的权威性资料，而成为先秦时期的家世性经典文献。南北朝时期，讲究士族门阀制度，官分中正九品，看重出身的门选制度大行其道，家谱就成为选官、通婚的重要鉴证档案，是以政府、豪门士族很重视篡修家谱，至隋唐，政府开始设置专门机构，多次编写大型谱牒著作，著名的有《氏族志》、《姓氏录》、《元和姓篡》、《皇室永泰志》、《唐皇玉牒》等。宋代更有著名文人欧阳修、苏殉等人参与编谱修谱，使宋以前的家谱由维护门第、选举、婚姻为目的而扩展为宋以后的家谱具有尊祖、敬宗、收族等具有的教化功能，家谱的记载也扩展到了整个宗族制度。有了教化功能，等于修成了一件统治工具，当权者的重视就可想而知了。其中，明清两代的家谱编修无疑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如清代家谱在旗人袭爵、入仕都要查验家谱，而清代皇帝玉牒二百年间共修28次，平均不到10 年就续修一次。明代嘉靖年间，张宪、张辉阳主修的《张氏统宗世谱》，记载了张氏遍及全国15 个省，1470多个点的117个支派，只有民国初年山东孔府修的《孔子世家谱》的规模可与之比美。
家谱既然是家族文献，免不了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官修则可假他手粉饰家族，自修则更可自我方便作伪。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儒家文化，则自觉不自觉地按照儒家礼制来重塑祖先形象，规范祖先言行，掩盖祖先劣迹，抹去不良影响以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同，所以中国家谱最大的流弊就是作伪，尤以宋代以后，明清两代为烈。
今人徐建华在《中国的家谱》一书中总结了中国家谱作伪的六方面表现，可谓切中其弊：
第一, 在姓氏朔源上攀龙附凤，以上古和汉唐以来的帝王将相、贵胄名臣为本氏族始祖或远祖，乱人他人做祖先，这连谱学大师欧阳修、苏殉等人都不能免俗。以明清两代为例，通常林姓上朔至比干，陈姓上朔至南朝陈武帝陈霸先，李姓为李耳、黄帝，萧姓为萧何，赵姓为宋代帝室等，不一而足；
第二，为提高家族地位，乱标地望。所以王姓必琅铘，李必陇西，张必清河，刘必彭城，周必汝南，顾必武陵，朱必沛国，钟必颖川，应已成为通例；
第三，世系虽远，却不可靠。名清以来的家谱，通常将家族远祖或始祖上溯至远古，然而历代世系又十分清晰，甚至数十代、上百代代代不乱。一个家族十代八代延续完全有可能，十代以上就应该存疑义，而上百代的连续记录又怎么能够靠得住呢？这是因为后代续修家谱，大多来源于记忆，附会或抄录史书、志书和其他图书，这些资料的来源本身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
第四，在一些迁入异地发展的家族中，大多在始迁祖身上大做文章。最典型的例子，宋朝以前的家谱中记录家族中的功名、官爵且显赫的特别的多，而到了明清以后则十分稀少，这是因为明清以前的资料稀少，可尽情作伪，明清以后对科举和官员履历可证明的资料太多，作伪则容易暴露；
第五，书善不书恶。在几乎所有的家谱凡例中，都有家谱写法的“不书”条目，即不让入谱的标准，大多是“不道、乱伦、乱宗、绝义、辱先”等，这样就使得所有的家谱中就只有好人、正义君子而见不到坏人，“我在坟前愧姓秦”大约就是如此。历史上的大奸大恶之徒，如李林甫、秦烩都是既没有祖先父母，也没有子孙后人，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非常有趣；
第六,为了炫耀目的，借助有地位名人为族谱增光，比如收入一些皇帝的赐文，如圣旨、敕书、上谕、赐诗，以及一些官方文书，如告示、公文之类，同时宴请历代外姓名臣硕儒写序作跋、书写题词、赞词、颂诗等，其间伪造或篡改，移花接木改头换面的代笔之作屡见不鲜。
秦始皇是个有作为的大革命家，起码在“姓”与“氏”的问题上，秦灭六国后开始一锤定音，“姓”与“氏”合一为姓氏，周代“分封制”影响下的1745个“氏”全部变成了“姓氏”。《中国姓氏寻根》载：到南北朝至隋，“崔卢王谢”为四大望族，唐代李世民见到官修宗谱仍延续前载便怒斥：我李氏贵为天子，“崔卢王谢”已经衰微，为何还持之不变？遂下诏改李氏为第一望族，公孙氏为第二望族，而“崔卢王谢”自然往后顺延。唐高宗后期，武则天干政，开始修编《姓氏录》，令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入谱，然后根据职位高低确定姓氏高低，此举大大提高了武则天皇后的声望与地位，为武则天以后顺利接掌李唐政权奠定了基础。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家谱文化与中国的“官文化”是紧密相关的，显摆家谱，无非是想向世人表明，自己祖上出过官员，认祖归宗也大多以先祖为皇室帝胄、名臣贤相为荣，这与当今修志纪念丰功伟绩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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