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是我国现代家谱学的创立者之一。他率先对家谱学史予以梳理,并从家谱与宗法的关系、家谱的效用、家谱方法论三个方面提出了新的家谱学理论。同时,他从人文生物学的立场,利用家谱资料和谱学方法进行了历史上人才问题的研究,阐释了优生和遗传因素的重要作用。其家谱学理论和研究实践,对当前家谱学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潘光旦(1890-1967),字仲昂,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人,早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之后留学美国,攻读生物学、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教光华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是中国现代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优生学家。潘先生学问广博,中西兼通,文理交融,著作涉及社会学、优生学、心理学、遗传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众多领域[1]。在众多学术领域中,家谱学研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也是其致力较早,颇有创获,而目前仍然没有被相关学界好好发掘与整理的一项内容。
虽然学界在回顾20世纪谱牒学史时,大都会追溯到潘光旦,但是就笔者所见,较为详细介绍和评论潘光旦家谱学研究的有常建华的《家族谱研究概况》[2]和林天蔚《新旧谱学之界别及新谱学之两派三家之评议》[3]两篇文章。常文在介绍1949年前家族谱研究情况时,认为“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以潘光旦、杨殿 等人为代表,他们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且就《中国家谱学略史》、《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三文和《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进行提要勾玄,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潘光旦的家谱学研究。但因当时条件所限,对潘光旦家谱学著作没有搜罗齐全,并且因综述类文体所限,还不能全面反映潘光旦的家谱学思想和成就。林文认为近代产生了不同于“旧谱学”的、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新谱学”。“新谱学”有两派(演绎派和归纳派)和三家(潘光旦、王 和罗香林),其中以潘光旦为代表的新谱学之一家,以生物遗传学为研究重点,研究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并受西方社会科学影响较大。并且认为“潘氏在新谱学方面,提出1、著重血缘的优生学,2、著重社会低层的证据。其发展,将谱学由伦理学为主,转变成社会学为主,如西方于谱学中已列明应著重死亡前的病例,以预防及治疗,故新谱学中,潘氏之优生学是一贡献。”此文对潘光旦家谱学的地位、特点和贡献作了精要的概括。但文章简短,以评议为主,并限于潘光旦对新谱学的贡献一点,非全面介绍。有鉴于潘光旦先生在现代谱学史上具重要地位,而学界还未有较全面的评介文章,作者不揣简陋,对潘光旦先生的家谱学成就予以介绍,以备谱学史研究者和家谱利用者参考。
潘光旦是中国现代家谱学的开创者之一。他1926年留学归国,1929年即发表第一篇家谱学文章《中国家谱学略史》,从此开始了家谱学研究的历程。之后相继发表了《家谱与宗法》、《章实斋之家谱学论》、《通谱新解》、《说家谱作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黄冈王氏家谱代序》等一系列文章。并曾辑“关于谱牒学传记学之各稿”,成《家谱新论》一书,但书稿在抗日战争中遗失,以后未能找到[4]5。以上是其关于家谱学史和家谱学理论的著作。除了对家谱学史和家谱学的理论问题进行阐发之外,他还利用家谱以及谱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相关著作有《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殖,与遗传》、《近代苏州的人才》、《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①。
一、家谱学史的梳理
潘光旦的《中国家谱学略史》[5]240-261,是中国现代第一篇以新眼光回顾和梳理家谱学发展史的文章。文章并不很长,但基本上做到充分庋集历代相关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文中没有明确提出家谱学发展的分期问题,但通观全文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家谱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秦到两汉时期。中国的家谱学起源于先秦,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礼·春官》瞽 “讽诵诗,世奠系”以及“小史奠系世,序昭穆”的记载,其主要内容是由专官所掌的帝王诸侯的世系。到了汉代,虽然帝室及诸侯王的谱系仍有专官执掌,但平民的谱学却没有重大的发展,其原因盖由于汉代大族迁徙频繁所致。
第二阶段是自魏至唐,约七百年,为中国谱学最盛时期。谱学大盛的原因是此一时期门第大重,使谱学得到特殊的发展动力。此时谱学进步的表现共有五端:一是政府设立了谱官和谱局,二是谱学和姓氏学专家代有其人,三是谱学在书库中具特殊地位并产生内部的分化,四是谱学作品众多,五是谱学与史学关系密切并成为史学的重要分支。而此一时期中唐代谱学与唐以前的谱学又有不同,唐以前谱学与选官相表里,唐代之谱学以史官为依托。
第三阶段是自宋迄今。他认为唐代灭亡,继之五代,旧谱十九散亡,官家亦不复提倡,谱学于是中绝。此后一千年间,“私家修谱与夫作统谱者,非无其人,然家自为说,草率简陋,不复成专门之学”。总的看来,宋以来的谱学与隋唐而上的谱学有三点不同:一、谱学由官而私,由公开而隐秘;二、谱学之实用意义尽失;三、谱学之史学身份不可复保。
至于近代谱学,他认为“稍有发挥而可供我辈参考者”,有章学诚、纪昀、沈炳震、沈钦韩、朱次琦、谭嗣同诸人。并认为宋以降谱学退化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点是对于前代谱学成绩没有很好的了解。为此,他对章学诚的家谱学思想作了重点研究,写成《章实斋之家谱学论》[5]364-394一文,是率先介绍章学诚家谱学思想的现代学者。
当然,潘先生对家谱学发展的有些阐述,现在看来是初步的、疏略的。他对家谱学发展阶段的概括有些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他认为汉代谱学没有发展,五代以后谱学中绝,似乎都有缺乏发展眼光之嫌。对此问题的探讨家谱学界已有更为长足的进展②。但是潘先生探路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二、新家谱学理论的探讨
建设新的家谱学，除了要对过去的家谱学发展重新认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家谱学在新时代的作用、价值、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有明确的阐发,并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关家谱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有较为完满的理清。这一点是潘先生整个家谱学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方面,也是对今后的家谱学研究仍有借鉴意义却往往被忽略的一面。
1、家谱与宗法的关系。为建设新家谱学,首先需要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有关家谱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予以理清,其中家谱与宗法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一个。对此问题,自宋代欧、苏以来一直纷纭聚讼,讫无定论,延至近代,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家谱性质的认识。潘先生在《家谱与宗法》一文中,首先把历史上有关家谱与宗法的议论进行归纳,认为关于家谱与宗法之因缘的说法有“相维说”和“济穷说”两种,关于谱法与宗法之关系的说法有“大宗谱法说”、“小宗谱法说”、“无法寓有法说”、“谱法宗法不相谋说”四种。然后结合家谱的发展过程对之进行考察,指出家谱与宗法的结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家谱自可有其脱离宗法之功用。并进一步推阐“谱法宗法不相谋说”,指出“家谱为史的一种,谱法亦史法之一种,自有其应遵循之若干客观原则。宗法为一种富有伦理性与宗教性之社会组织,自有其所由形成之种种社会经验,有非理智所可完全解释分析者。是二者之性质固风马牛不相及也。”[5]298因此,“请治谱者以谱法治谱,慎毋以宗法寓于谱,更毋以宗法治谱!”[5]这样,有关编写家谱会助长宗法思想的疑虑被打消了,为新家谱学的建设扫清了障碍。但是,文章对家谱作为宗族服务工具这一点的认识是不充分的,是其不足之处①。
2、家谱效用论②。接下来,潘先生对家谱学在新时代的作用、价值、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先是关于家谱的作用、价值与意义。他认为家谱在历史上有七大作用:尊祖、敬宗、收族或睦族、婚姻严姓氏之防、选择官员、爱重门第、选择婚姻。七个意义之中应放弃的是敬宗、选官、与防止同姓通婚等三个,应修正与维持的是尊祖、收族、选婚、与爱重门第等四个。此外还有四种新意义或功用:(1)培养“谨始怀来”的优生意识;(2)增进个人对于一己品性的认识;(3)帮助人类遗传的研究;(4)在史学之中多确立一个专精的部门[7]67-74。这样,新谱学就有八种意义,其中前六种可以分别归入民族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功用三个方面,后两个意义,即帮助人类遗传的研究和多确立一个史学的部门,可以归入科学研究的功用。而科学研究的功用比起前面六个功用来,更为基本,更为重要。家谱对于科学研究的功用,首先体现于遗传学方面。他认为“人类遗传之学除了借重家谱或有似乎家谱一类的记载之外,更无其他的凭借。”[7]74而为了进行遗传的研究,除了一些特殊的要求之外,似乎首先要求的是在史学中确立谱学一门。对于谱学与史学的关系,他认为:“
谱学与史学,在中国史学史里,是曾经有过极密切的关系的,修史靠谱来供给材料,史学家也往往就是谱学家。自南北朝到唐代,这一类的遇合,是屡见不鲜的。史学家如唐代的刘知几,更积极的把氏族提出来,作为史学的一个部门,与国史、都邑、方物并列,并主张‘凡为国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7]75
为了在史学中确立谱学一门,他提出三点建议:一、重申刘知几的建议,在历史著作中添加有类于“氏族志”的部分。二、根据章学诚的主张,在近代的方志中也专列氏族一门;专辑方志的机构应兼收谱牒,使一地方的谱牒有一个汇总,多少相当于六朝的谱局。三、有一批学者,于史学之外,兼习遗传、生物、心理、社会、人类诸种科学,而以治史的方法治谱,重新把专门的谱学建立起来,使之退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训练,进可以和史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合作[7]75。
以上可以看出潘先生构想的新谱学,虽然有很多理想的成分,但其领域是宽广的,功用是多样的,研究方法是综合的,所悬的鹄的是很高的。他关于家谱的八种效用的论说对我们正确认识目前方兴未艾的民间兴修家谱现象是否有参考价值呢?
3、家谱方法论。综合他的相关文章,似乎可以看出潘先生对于新式家谱的编撰心目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其一是要“通”,其二是要严谨翔实。关于“通”,古时本有“通谱”一名,但是潘先生认为古时的“通谱”著作大都有名无实,并没有做到真正的“通”。新式的家谱,“通”也是重要的原则,其内容是“遗传之通”和“血缘之通”。而“严谨翔实”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新家谱最重要的原则[5]413-419。他对新式家谱的具体作法也提出了细致详尽的建议。关于家谱的记载范围,他认为宗族与宗法已成陈迹,我们以后但须作“家谱”,而不必再做大而无当的“宗谱”或“族谱”。至于“家”的大小,以可知的材料多少为断,以“断自可知”为原则。关于记载的方法,他指出家谱最基本应具备两个部分,一是系图(或简称为图),一是各个人简单的传记(叫做谍或牒)。图的作法以前原有“线格法”和“线条法”两种。新式家谱可以沿用线条法而加以修正,改“旁行斜上”为“旁行尖上”。作图应遵循三项原则,一是“世经人纬”,二是“家尽一图”,三是“有人必录”。关于牒的基本内容,潘先生认为有三项必不可少:一是基本事实;二是身心品性;三是功业成就。此外,图与牒应互做标记,能够参照,以便于查找和利用[6]。
三、家谱学的应用:人才研究
潘光旦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很可以说明家谱学与人才研究的关系:我近来于教读之余,有两个比较最感兴趣的研究题目:
一是家谱,二是人才。关于前者,我不揣固陋,七八年来,已经说过不少的话,目的是要凑成一部《家谱新论》的稿子。关于后者,五六年来,我也再三的谬有论列。《明代以前画家的分布与移植》(上海鸿英图书馆《人文月刊》)和《中国伶人的血缘的研究》(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是专以一种人才的流品做对象而不限于地域的。《近代苏州的人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季刊)是专以一地方的人才做对象而不限于流品的。至于打通家谱与人才两个题目的研究,我还没有尝试过。刚才所引的几种稿件固然也曾运用一些家谱的资料,但究属有限,用以解释一部分人才的现象,固无不可;至于打通这两个题目,还谈不上[8]253。
可以看出,打通家谱学与人才研究一直是潘先生的努力方向。而文中所说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之前的人才研究作品还没有做到二者的打通,仅指使用的资料而言,其实《明代以前画家的分布与移植》、《中国伶人的血缘的研究》和《近代苏州的人才》等一系列作品已经在自觉的运用“谱法”了。关于“谱法”的概念,潘先生并没有专门的论述,但在《说家谱作法》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谱法”一词:
谱学自身是一种学问,同时却也是一种做学问的工具,和谱学最有关系的一门学问是遗传学,所以研究遗传学的人不能不兼治谱法。
自优生学说出,人品遗传与人才消长逐渐成为研究的新对象,于是谱学与谱法乃再度受人重视。品性遗传的研究,就一种特殊品性,追溯其散布之广,怎样因婚姻的关系,从这一家的血系传播到许多家的血系,或从某几家的血系集中到一两家的血系———都可以用谱法来表示[6]513-514。
归纳起来,似乎可以这样说,“谱法”就是家谱学中所运用的方法,其特点是用简明的图牒方式显示家族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在潘先生的视野中谱法与遗传学和人才研究最有关系,但是推而广之,这种方法应该还有其更广泛的应用,譬如历史研究中的家庭史等。)因此,潘先生的人才研究著作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谱法研究人才问题,一类是兼用谱法和谱学资料进行人才研究。
此外,潘先生在运用家谱学进行人才研究中,由于学科背景的关系,具有鲜明特色。首先是视角上以人文生物学为立足点。关于此他有清醒的认识:
研究一种人才,大致可以从三方面下手。一是从人文地理学的方面,就是研究这种人才在某一区域内的散布,或者更进一步,研究他们的成绩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山水气候之类———有什么刺激和反应的关系。二是从人文生物学的方面,就是许多同具这种天才或才干的人有多少血统上的因缘。三是从文化学的立脚点来研究。一种人才的产生,一定有师承,及其既经产生,一定会有派别;这种师承和派别关系的研究,便属于第三方面。研究任何一种人才,这三方面多少都得顾到,才可以得到比较圆满的结果[5]302。
因为立足于人文生物学,所以关注的重点是血统、婚姻等与生物遗传有关的现象。
其次是,在研究中大量运用社会科学的计量方法和归纳方法。这一点,观其著作中大量的数据图表,即显然可知,无需赘言。
至于具体的人才研究,他选取了“画家”、“伶人”、“望族”等人才的品类和集群或某一地方的人才为对象来展开。如《中国画家的分布,移植,与遗传》一文通过对明以前画家分布与迁徙的分析,提出“文化的移徙,由于自身移徙———即文化之传播推广———者小,而由于人口移徙者大。约言之,人才的迁徙,实为文化移徙的张本。”[5]319的观点,以明确的事例和数据,说明了人口迁徙与文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
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他通过大量的统计和分析,发现嘉兴的望族竟然平均可以维持二百一二十年之久,而其兴盛与长久的三个原因是向心的移植、有选择的婚姻和活力的长久保持(如寿考等),同时其衰败的原因也可以用离心的移植、反选择的婚姻和活力的衰退(如夭殇等)来解释。
当然,人才问题不只一端,他在《关于人才问题》一文中强调应包括同样重要的四个部分:原料问题、培养问题、出路问题和血统维持问题,其中原料问题和血统维持问题是一个优生的问题[6]305。由于站在人文生物学的立场,他主要关注和强调优生遗传问题,并且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移殖”、“婚姻选择”、“寿夭”等因素在人才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林天蔚称“新谱学中,潘氏之优生学是一贡献”,实为确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著作中对历史资料的勾稽与排比,亦有功于相关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者不少。
四、结论
综上所述,潘光旦在20世纪20年代率先开始中国现代新家谱学的研究,是中国现代新家谱学的先行者和创始者之一。他的一系列论著对旧的家谱学发展史进行了初步梳理,对建设新家谱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探讨,并运用家谱学方法和家谱资料进行实证研究,为新家谱学的建设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在研究中,潘先生因其广博的知识和独特的学科背景,以人文生物学的理论视野,重点开展了中国历史上人才问题的研究,揭示了优生与遗传在人才生成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鲜明的学术特色,树立了光辉的典范。而且,潘先生开创的这样一条从人文生物学的角度进行历史解释的道路,与当前正在蓬勃兴起的疾病史、医疗社会史、身体史等新历史学科,在旨趣上似不无暗合之处。由于政治原因,潘先生新家谱学的学术道路被迫中止了。随着改革开放和与国际学术的再度接轨,家谱学得以复兴。但是,刚刚复兴的家谱学似乎仍然局限于从家谱中寻找历史、社会、经济等资料的阶段,对家谱学的效用还没有更为充分的体认。尤其是面临80年代以来广大乡村和部分城市中出现的“续修家谱热”现象,学界应该如何评价、如何引导,成为一个亟待讨论的现实问题。因此,重新回顾潘光旦的家谱学理论、设想和具体研究,也许会对当前的家谱学研究者不无启发。
参考文献:
[1]全蔚天.潘光旦传略[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1999,(4).
[2]常建华.家族谱研究概况[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2).
[3]林天蔚.新旧谱学之界别及新谱学之两派三家之评议[A].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牒研究———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
[4]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5册[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8册[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9册[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10册[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8]潘乃穆,潘乃和.潘光旦文集:第3册[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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