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历史文献对“湖广填四川”迁蜀移民原籍作过记载，大概以省籍为口径统计者居多，移民研究者也多以省籍为口径对迁川移民数量作概略性统计。蓝勇先生对清初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进行研究时，即对楚、赣、秦、粤、闽、浙、黔、云等省迁川移民在成都平原、川东地区、川中地区、川北地区、川南地区的分布比例作过一些探索。[1]这一研究侧重于探索各省移民在四川的分布情况。黄权生先生、杨光华先生对移民的省籍比例也作过一些探索。[2]其研究侧重于分析移民的省籍来源及各省移民所占的比例。这些卓有成效的探索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在清朝前中期，是不是上述省份各府州县都有人听说了“移民诏书”及四川地旷人稀的信息而移入四川呢？如果不是，移民来源地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移民特点？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将移民迁入地和移民迁出地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湖广填四川”将开启一个新的路径。

    各种资料在对迁川移民数量以省籍为口径进行统计时，也有一些资料对迁川各省移民的原府州县籍贯进行过统计或描述，这就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移民的来源地特点提供了依据。

(府州县)原籍的记载

    文献资料对迁川移民(府州县)原籍多有记载，湖广提督俞益谟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奏称，仅“湖南衡、永、宝三府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盖以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也”。[3]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川巡抚李先复上疏直陈，“巴蜀界连秦楚，地既辽阔，两省失业之民就近入籍垦田实地，方渐增赋税，国计民生岂不两有攸赖，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冈、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4]《广安州新志》亦记载，“明之黄、麻籍最早，而武昌、通城之籍次之。康熙之永、零籍最盛，而衡州、宝庆、沅州、常德、长沙之籍次之。”“大率黄、麻籍四之，永、零籍五之，豫章籍二之，浙闽籍一，齐鲁汴籍一，粤籍一，蜀人迁籍一”。也有秦、陇、滇、黔之人，但占籍者绝少。[5]

    依据上述记载，康熙朝中后期应该是湖南移民入川的高潮所在。早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就有专门鼓励湖南移民入川的“移民诏书” [6]，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五十一年(1712)，来自衡州府、永州府、宝庆府的移川百姓日不下数百名口，至于宝庆府、武冈、沔阳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康熙年间，入川移民以永州府及所属零陵县籍最多，而衡州府、宝庆府、沅州府、常德府、长沙府籍移民次之。清初湖南移民入川之盛，后来引起过湖南籍士人的注意，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记载，“当明之季世，(张献忠)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7]对于这一段移民过程，张国雄先生认为，它是移民们在“长江流域内由东向西的逐渐相继性迁移，即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江苏移民迁入中游的湖南、湖北，两湖移民再迁往长江上游的四川、陕西、贵州、云南以及岭南的广西等地。”具体而言，唐、五代、宋迁入湖南移民势头迅猛，而元未明初迁入湖北移民比迁入湖南为多。[8]长期大范围的接纳移民而相对来说少经战乱，湖南人口持续增长，致使“湖南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9]康熙末年湖南移民大量入川正是建立于湖南繁衍起来的人口基础之上的。

    广东移民入川晚于湖南人、江西人、福建人，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为粤民入川高潮所在。这也引起了广东封疆大吏的注意，清初，广东地方官吏在给朝廷的上奏中也屡屡提及该省客家移居四川的情况，如雍正年间，广东肇罗道杨锡绂奏称：“去年清查入川人民，只有长乐（今五华）、兴宁、镇平（今蕉岭）、平远、龙川、河源、连平、永安、和平等县。今则添出大埔、揭阳矣。……一县之中，至少亦必有千人，以有入川人民各县计之，不少万余。”[10]雍正六年（1728）正月，广州将军署理巡抚石礼哈奏称：“据乐昌县知县马燧具禀，该县地通湖南入川大路，如本省之广、惠、南、韶等府，南雄之保昌、始兴各县入川之人，必由本县地方过楚入蜀等语。”[11]雍正十一年（1733）十月，广东总督鄂弥达上奏：“更于入川要路，如惠州之和平、连平、龙川，韶州之乐昌、仁化各县多张告示，劝阻民人入川。”。[12]乾隆六年(1741)两广总督马尔泰奏称，“广东惠、潮、嘉二府一州，所属无业贫民，携眷入川”。[13]惠州、潮州、嘉应州(梅州)实是广东移民入川数量较多的府、州。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连年的灾荒，致使当地移民向包括四川地区在内的各方迁徙，这与湖南移民主要因人口压力迁向四川有所不同。

    清初各省迁川移民按照同乡的原则聚居，保持了原乡原土的方言，从而在移民迁入地形成了众多的“方言岛”，这从侧面说明了各省迁川移民的(府州县)原籍特点。在资中铁佛镇，广东长乐(五华)人住得最多，他们的语言称为客家话，又叫广东话。资中的另一种方言叫湖广话，它是来自于湖南宝庆府的邵阳和湘潭一带的移民流传下来的方言，因而又叫“宝老倌话”，也叫“邵腔”、“苕儿腔”。[14]长乐话是南充县的第二大方言，南充县说长乐话的人约占9万，占全县人口的18%，长乐区移民来自湖南古靖州(今属贵州省天柱县)一带的汉族与侗族杂居地。[15]仪陇县的客家人多来自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翁源县一带，也保留了自己的部分方言。在乐至县，湘方言分成两派，北部良安区和南部少数乡村通行“老湖广话”即老湘语；乐至县中部部分乡村通行“靖州腔”，即新湘语，是三百年前湖南靖县、会同县(原湖南靖州府)迁川移民所流传下来的方言，此外，金顺乡“广东湾”曾通行客家方言。[16]简阳与金堂交界的“三星区”一些村落使用“宝老倌话”或称“老湖广话”，它是湖南迁川移民遗留下来的湘方言的一种，至于号称“天下客家第一镇”的洛带古镇一些地方说的是“土广东话”。[17]

    隆昌县境内除代表性方言“四川官话” [18]以外，还有六种以上非官话方言，即广东梅县客家话、闽南长汀客家话和属湘方言的零陵(属永州府)话、麻阳(属沅州府)话、老湖广宝庆话、衡州话。“四川官话”是隆昌县城集镇共同的交际语言，说这种语言的人约占全县人口的40%，客家话占35%，湘方言占25%，呈错杂分布状态。[19]隆昌县境内基本上保留了四川境内的几种主要方言，其“方言岛”之多为川省少见。蓬安县境内的方言主要有“周口话”、“永州话”和“沅州话”。说周口话的人口约为45万，占全县人口72%。“永州话”为蓬安第二方言，操永州方言的为清初湖南永州府祁阳县和零陵县迁蓬安的移民后裔，人口约15万，占全县人口的26.2%。操“沅州话”的主要是清初从湖南沅州府迁往蓬安县的移民后裔，人口约1万，占全县人口1.8%。[20]营山县除说四川官话外，还有两种方言即“茶盘话”俗称“永州腔”，人口约6.6万，占8.5%，操“永州腔”的人，祖籍多是湖南永州(零陵)一带。“安化话”，俗称“安化腔”，人口约0.4万，约占全县人口0.5%，说“安化话”的人祖籍多是湖南安化(属长沙府)一带。[21]此外，威远亦有广东话、湖广话“方言岛”，内江亦存在湘方言的老湖广话、客家话，金堂县流行金堂话、老湖广话、广东话、福建话。

    如上所述，资中的长乐话、邵阳腔，南充、乐至的靖州腔，隆昌的梅州话、长汀话、永州话、麻阳话、宝庆话、衡州话，蓬安的永州话、沅州话，营山的永州腔、安化腔等等方言，都是迁川移民同乡聚居而留传下来的原籍语言，移民们坚持“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的信念，使原籍方言顽强的留传下来。四川官话与众多的“方言岛”既强烈地体现了移民来源地特点及迁川的时间序列，又反映了“方言岛”移民在清初迁川后封闭聚居的事实。但是，大多数入川移民的语言已经融入四川官话之中，据李世平先生[22]、柯建中先生[23]、王笛先生[24]、蓝勇先生[25]、王炎先生[26]、曹树基先生[27]等人研究，清初有百万以上南方移民迁川，土著却只有五六十万，新迁移民的语言竟然没有改变明代以来即已通行的“四川官话”，这是一个颇为悖谬的现象。

(府州县)的定量分析

    除了文献、县志对移民原籍(府州县)有明确的记载之外，部分清代、民国年间所修县志对移民的原籍(府州县)也作过记载。绝大多数县志是以省籍为单位对移民原籍作统计的，而《云阳县志》、《简阳县志》、《合川县志》对各省移民的原籍(府州县)作过一些记载。

    南方各省迁入云阳的移民原籍(府州县)（单位：族）

    云阳处于长江三峡中段，是迁川移民必经之地，从而滞留了部分移民。任桂园教授写道，“形如瓶颈的三峡地区，自然成了峡外移民入川的必经之路，亦势必滞留更多的移民”。[28]分析上表，清初迁入云阳的湖北籍、湖南籍移民最多，江西籍、福建籍移民居其次，至于湖北籍移民尤以武昌府、黄州府为主，荆州府、施南府居其次；湖南籍移民尤以永州府、常德府为主，澧州、岳州府、长沙府、宝庆府、衡州府居其次；江西移民主要来自赣州府、吉安府。

    南方各省入籍简阳的移民(府州县)原籍（单位：支）

    资料来源：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七，氏族，民国十六年铅印本，第1-64页。参考陈世松：《大迁徒：“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将上表湖北、福建、广东、湖南、江西等各省明清入籍简阳移民按原籍省府整理如下。

    本表说明：1.本表统计有各省居简阳的家族共448支。

    2.根据民国《简阳县志》，本表统计有入籍简阳的湖北、福建、广东、湖南、江西等五省移民共429支，分别为湖南53、湖北205、广东114、江西25、福建32。

    3.按移民原籍(府州)统计移民支数，入籍简阳较多的移民其原籍(府州)分别为湖北黄州府199，福建汀州府22、龙岩州4，广东嘉应州80、惠州府16，湖南永州府15、宝庆府19、长沙府16，江西赣州府5、吉安府7、南昌府4

 （作者龚义龙，1968年生，四川大学2007级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学历史系，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