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闯关东》，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发生在近代中国东北大地上的一段厚重而悲壮的传奇移民史。这不仅吸引了观众的眼球，更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大规模移民现象，以及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数次人口大迁移的关注。那么，历史上“闯关东”是怎样形成的？究竟是哪些人在“闯关东”？曾有多少山东人远离家乡，到那白山黑水间垦荒、淘金、挖参？路途遥远，山东人又是如何完成那条艰难之旅？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多少次人口大迁移？……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故道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大体保持在80%左右。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动乱，致“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黄河流域人口更是受到严重损失。逃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人们，饱尝流离失所的逃亡之苦，“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便是他们从心底发出的感叹。
此后，每次王朝更替、战乱和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几乎都会出现中国古代的移民现象。他们成群结队，整个家族，整个村子，甚至整个地区大量外迁。几次有名的大规模移民现象都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符号，如“闯关东”、“湖广填四川”、“洪洞大槐树”、“下南洋”、“走西口”，其形成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
“闯关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移民史，自顺治八年（1651年）至1949年的299年间，约有3000万人涌入茫茫关东大地，其中山东人是主体。
“闯关东”背景
山海关城东门，一关之隔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广义的“闯关东”是指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人出关谋生。
关东，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旧中国，山东人口稠密，灾害频发；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史书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两地有紧密的地缘人缘联系，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为主流。“闯关东”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1644年清兵入关后，满族人口几乎全部从东北迁入关内，原来汉人相对集中的辽东也变得人口稀少。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辽东一带还是“有土无人”，“自沈阳至卜奎(今齐齐哈尔)，中间数百里无居民”。为了限制蒙古人内迁和汉民外迁，划分游牧地和农业区，清朝于顺治年间沿明朝辽东边墙旧址筑了约900里长的“柳条边”，康熙年间又加筑了新边墙。边墙设20座边门，每门常驻数十名官兵，稽查出入，禁止边内居民越过篱笆打猎，采人参，放牧。
由于关东长白山地区盛产人参，从事采参与贩运获利丰厚，关内人出关买卖人参的人日渐增加。顺治十一年（1654年）规定，凡出入山海关者都须凭印票，禁止挟带人参入关，而对“柳条边”之内垦殖依然允许。但至康熙七年（1668年），关外之地也被列为封禁范围。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政府派大臣探求鸭绿江源头，寻访长白山清朝发祥圣地。根据大臣的回报，康熙帝认为长白山与清朝的龙脉相连，因而将长白山周围地区都列为封禁范围。尽管有封禁的规定，但遇有灾害，关内百姓往往强闯或偷渡出关。一方面由于“柳条边”长逾千里，常驻官兵人数有限，难以阻拦。另一方面，为减少关内灾民的压力，清政府不止一次变通规定，允许灾民出关，或者采取默许态度。但在多数情况下，出关是被禁止的、非法的，因此只能“闯”。
“闯关东”的另一层意思，是迁往关外前途未卜，风险很大。关东气候寒冷，人烟稀少，大多数地方还是无人区，能挖到人参，采到东珠，获得丰收固然能发财致富，也可能历尽千辛万苦却一无所获，甚至冻馁而死。加上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得不到保护和救援，盗匪横行，所以随时都有危险。闯出关的人可能得以维持温饱，就此安顿，再接来家属。也可能占上大片土地山林，或者带上白花花的银子衣锦荣归，来年带更多乡亲“闯关东”。但同样可能当了“胡子”，或者沦为奴仆，甚至客死异乡。但由于内地特别是山东，早已人满为患，农民无地可耕，加上天灾人祸频繁，官府地主压榨，穷人流民只能以“闯关东”为唯一出路。
近代历史上，鲁、豫、冀、晋、陕五省流民，大多经过山海关往东北走，去“闯关东”。“闯关东”的路线分为陆路和海路两条路。陆路是从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各关口出关，进入辽沈地区。海路则由山东半岛或福建沿海乘船到达辽东半岛。前者为“闯关”，后者为“偷渡”。实际上，“闯关东”只是指清代以来向东北移民的一个阶段性的代名词，并不是东北移民史的全部。历史上，东北大地至少曾出现过5次较大的移民潮:清初移民、清末御俄、关内逃荒迁徙、日本侵略者殖民移民、新中?成立后支援东北建设移民。
清政府的移民政策
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是从清朝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的。很多族谱把“闯关东”的年份定在了这一年。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二十日，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从盛京（今辽宁沈阳）起驾，迁都北京。辽沈地区人口大多“从龙入关”，留住东北地区的人口约40万人。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地广人稀，如果移民开垦，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八年清廷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乾隆官修《八旗通志》卷八一《食货略》）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十七日，满汉九卿官员将他们议定招民开垦的方案上报:“今将辽东为省，先以辽阳城为府，设知府一员、知县二员，招募人民前去收养开垦。若招民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百名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五十名以下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卷一五二）招募者将所招人数、籍贯、姓名，具册上报户部，户部核准之后，由招募者带领出山海关，赴辽东知府、知县处交接。从遗存至今的文献资料来看，浙江义乌人陈达德是第一个招募百姓到辽东垦荒之人。顺治十一年，他招徕民户140家，被授予辽阳知县。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又颁布了一道命令，允许个体百姓自行赴辽东垦荒。从顺治十一年六月起，有组织地移民与个体自行移民辽东，二者并行。
为了鼓励百姓开垦荒地，清政府规定新开垦的土地三年起课。康熙十一年（1672年）又改为十年起课。康熙十五年（1676年）恢复三年起课旧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定为六年起课。辽东一带肥沃的土地，优厚的起课年限，吸引大批贫苦百姓移民辽东。大批百姓拥入，必然危及满族“龙兴之地”自然环境。为了保护满族的“龙兴之地”，从顺治十一年开始修建“柳条边”。“边外”划为禁区，不准移民越雷池一步。但是，这条边墙未能完全阻挡移民的步伐。如嘉庆八年（1803年）十一月十一日，山海关副都统来仪上奏:自十月初一至十一月初九，在40天内，出关的山东人、直隶人、山西人多达8218人，平均每天205人。这些都是合法出关的，从海上偷渡者，则不知有几。从嘉庆年间（1796年至1820年）起，陆续放垦“边外”土地，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最后一片“边外”土地放垦，200多年的封禁至此结束。进入民国以后“闯关东”进入高峰期。
到底哪些人在“闯关东”
“闯关东”的多是流民，大多是来自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的受灾民人，也有福建、浙江一带的流民。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最多。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内各地“闯关东”人数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山东、河北、河南。一般认为，“闯关东”的人口在3000万左右。在“闯关东”的人群中，山东人占80％左右，是“闯关东”的主体。例如，《申报》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二十四日报道:
兹据牛庄来信云:山东避荒之人，至此地者纷至沓来，日难数计。前有一日，山东海舶进辽河者竟有三十七号之多，每船皆有难民二百余人，是一日之至牛庄者已有八千余名，其余之至他处码头者尚属日日源源不绝。
牛庄，即今辽宁海城西20公里处的牛庄，当时为一河港。这则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闯关东”中山东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山东各地“闯关东”的比例一般占山东总人口的5％左右。自清迄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高峰时节，一年便有上百万人。“闯关东”的山东人是开垦东北的主力军，他们在白山黑水间“放山”、淘金、垦荒。挖人参，俗称“放山”，也叫“走山”。民间传说，“闯关东”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他原是个穷苦的长工，听说长白山有种名叫“棒槌”的植物，比金子还贵重，便与同乡张禄跋山涉水到了长白山，翻山越岭去挖人参。俩人干了3年，挖了不少人参，商定再分头干3天，然后打点行装回山东老家去。谁知，张禄一去，再也未归。孙良急了，到处寻找，找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干粮早吃光了，他又累又饿，昏倒在蝲蛄河旁边。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捧了几口河水喝了，看见水底有只蝲蛄，抓来活嚼生吞了。身上有了点力气，他抓起一块尖石，在一块大石头上刻画着:
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
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古河往上寻。
三天吃了个蝲蝲蛄，不找到兄弟不甘心！
写完，便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在今吉林省通化市快大茂镇西，滔滔远去的蝲蛄河北岸，有一座坟，就是孙良的。后来的放山人尊奉他为“老把头”，即开山祖。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孙继高，金帮称之为“把头始祖”。不仅金帮的开山祖是山东人，金帮亦多为山东人。在淘金的山东人中，最著名的是夹皮沟金矿的韩宪宗。
为什么山东人不畏艰险“闯关东”
历史上，山东曾是富庶之地。战国时的苏秦，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主父偃皆曾赞叹齐地之富。而入东汉以后，每况愈下，山东逐渐衰落了。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一方面，这是由山东人“种地为上”思维定式所造成的。山东人曾经重农贱商，他们把淳朴的农家生活看做无与伦比的，把种地视为最高尚、最正经的谋生方法。山东民间有谚云:“千行百行，种地才是本行”，“三十六行，种地为上”。耕而食与贾而食，不是谋生方式的差异，而是道德上的善与恶、美与丑之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那些惯于土里刨食而又被抛出土地的破产农民举目四望，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逼上梁山，扯旗造反；一条路是闯入关东，刨口饭吃。而扯旗造反，最终还是为了争得一块养家糊口的土地。
山东人“闯关东”除了经济原因外，与他们的传统性格也有密切的关系。诚实、尚义、节俭、好客、粗犷、豪放，就是山东人的鲜明特征。这是山东人“闯关东”的文化素质根源。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粗犷、豪放的性格使得山东人敢于“闯关东”；勤劳、节俭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在东北获得生存的空间；诚实、尚义、好客的性格使得他们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赢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
闯关东文化
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作为一场不靠政府动员、不单因为某次具体的战争或灾难触发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人类移民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作为迁移主体的是固守热土难离传统的山东人。他们迫于生计走上背井离乡、前途渺茫的迁徙之路，个中的惆怅、悲伤、决绝和困苦非今人所能体会得出。因而，也就先天地赋予了这段历史以传奇色彩。
“闯关东”浪潮迭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虽有地理距离，但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面对扑面而来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另据调查资料：“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玩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家人出来就揍那骂人的孩子，说：‘你爷爷也是山东人。’”
这场历时近300年的民族大迁徙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断裂。浩浩荡荡的“闯关东”也被学者们视为中国人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由于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体，山东文化也就大大影响了东北文化。东北的文化跟山东的就非常相像。东北人讲话基本上也就是山东的口音。可以说，山东有什么文化特点，特别是底层的文化特点，在东北几乎都可以找得到。
历史上人口迁移的几次高潮
同人口本身的发展一样，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其演变过程也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表现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当社会比较安定时，其规模就小，也比较平稳；当社会因天灾人祸出现动乱时，其规模就会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几乎同动乱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迁移的规模与各个朝代采取的政策也有关系。受以上因素影响，除“闯关东”外，在中国人口迁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几次高潮：
秦代和西汉
秦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统一中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国的人口迁移史上，是属于先驱性的，对以后历代的移民政策影响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内容主要分两类。第一类是“实关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目的在于加强统治，把关中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治中心；第二类是戍边和开发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云中，南戍五岭，人数均达数十万人，对长城沿线和华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汉承秦制”，继续奉行“实关中”和移民戍边的政策，尤其是对河套地区、河西走廊、青海东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规模屯垦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义。
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社会大动乱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促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三国鼎立的形势确立以前，即各地军阀大混战时期，移民均为逃避战乱的流民，他们由战乱最烈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迁出，大部分向南迁至长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学者、士大夫后来均为吴、蜀二国罗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诸葛亮、周瑜、鲁肃、张昭等。原籍临淮（今安徽定远）的鲁肃曾号召部属：“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是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则向北迁至长城沿线甚至辽东，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宁。
三国鼎立时期，为壮大己方实力，三方均努力招抚流民，发展屯垦，并尽量从境外招收、劫掳人口，包括少数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乌桓人迁至内地，孙吴派兵至台湾，“得夷州数千人还”。
经过前后近90年的人口大迁移，中国长江流域和长城一线人口增加，并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少数民族的迁入，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但在当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民族矛盾，为随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动乱埋下了伏笔。
两晋南北朝
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时期，迁入北方的各少数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长达一两个世纪的动乱中，黄河流城惨遭蹂躏，从而促发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仅据官方统计，公元313年至450年之间北方南渡的人口即达90万人，占北方原有户口的1/7。事实上这一统计由于流离混乱之际户口多有隐匿流失而大大缩小。“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时百姓遭难，流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这说明移民的实际规模当远在上述官方统计之上。期内移民的分布仍以长江流域为主，更南的福建两广移民也不少，据记载：“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为中国经济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基础。
“安史之乱”
隋、唐两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迁移上的作为远不如秦、汉，原因在于人民在此之前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动乱，饱尝流离之苦，安土重迁，从心理上对背井离乡十分反感。此外，秦、汉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垦戍边，大多未能终善其事，往往利未见而害先行，教训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组织的人口迁移甚少。直至震撼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黄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触发了又一次人口南迁的大潮。据史书记载：“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吴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这次人口南迁大潮的余波，一直持续到唐末和五代十国时期，至此，中国南方的人口规模第一次达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靖康之难”至南宋末年
由金人大规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以及其后长达一百余年的宋、金对峙，使中国又遭到一场巨大的社会动乱，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均堪与“永嘉丧乱”和“安史之乱”相伯仲，其性质和形式也相似。据记载，“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连南方一些偏僻山区，也接纳了不少移民，如广西容县“介桂广间，渡江以来，避地留家者众”。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对南方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南宋的许多文臣武将亦多来自北方，岳飞、韩世忠、张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弃疾等。
元末明初
中国广大的中原地区在从“靖康之难”到元末的两个多世纪中屡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与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极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对人口迁移的现实需求，再加上开疆卫边的需要，使明初出现了人口迁移的一个高潮，但其性质与前几次因动乱产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后不久即着手组织人口迁移，如“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徙“沙漠遗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农民于云南湖广，等等。故史籍称“太祖时徙民最多”。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在长城一线设立了称为“九边”的9个军镇，在国内其他战略要地，也设立了许多驻兵设防的卫，仅洪武朝三十一年设卫即达136处。为解决边防军的粮饷问题，明初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戍边，“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兴屯矣”。前往云南屯田的移民多达四五十万，规模浩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清代对台湾的移民
台湾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国版图。17世纪初被荷兰殖民者侵占后不久，郑成功即率兵一举收复。此后郑成功组织了对台湾的大移民，不长时间内移民数即达20万人，在全岛总人口中占了大部分。清朝统一台湾后，对移民问题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即不准移民携带家眷，使之难以在台湾生根，目的乃在于防止台湾人口剧增，羽毛丰满后重蹈郑成功在台湾抗清的“覆辙”。直至清代中叶，因大陆人口压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松动，从而引发对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湾汉民已逾200万人，比一个半世纪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后期，朝廷鉴于国际形势之险恶，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有所认识，不仅完全解除了对移民的限制，还在厦门、汕头、香港等地设立“招垦局”，以提供资助和优惠来促进对台湾的移民，为日后的发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础。
对海外的移民
中国居民移居海外，至少已有3000多年历史。一般把移居外国或在侨居国出生，仍保留中国籍的中国人称“华侨”；这些人若放弃中国籍加入外国籍则称“华人”，其后代即称“华裔”。据考证，“华侨”一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使用传播，而华侨往往自称“唐人”。这一方面说明唐朝国势强盛，影响远播，另一方面也说明唐代对海外的移民人数可观。在宋、元、明几代，这类移民继续有所发展。大体上说，中国强盛时，对海外的开拓性或经营性移民较多，中国动乱时，则以避难或流亡式移民较多。
清朝建立后，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向海外移民持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清律例》第二百二十五条明文规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海经商，或移住外洋海岛者”，应照“交通反叛罪”处“斩立决”。但仍有不少人生计无着，不得不冒险赴海外谋生。据记载，“闽、粤之轻生往海外者，冒风涛、蹈覆溺而不顾，良由生齿日繁，地狭民稠，故无室无家之人，一往海外，鲜回家者”。
鸦片战争以后，“闭关锁国”的藩篱瓦解了，满清政府反而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将大批中国劳动人民贩卖至海外充当劳工苦力。而这时中国社会百病丛生，人民困苦已极，许多人不得不流往海外以谋一线生机。在此形势下，形成了一个向海外移民的高潮，并一直持续到整个民国时期，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鸦片战争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数仅稍多于100万人，而1879年已达300万人，1919年为638万人，至1948年则达到872万人。其足迹在鸦片战争前仅限于亚洲的东南部，此后则逐渐遍布全世界：1847年首次抵达古巴，1849年抵达美国，1852年抵达澳大利亚，1858年抵达加拿大，1904年抵达南非，1910年抵达巴西……华侨华人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于海外华侨、华人和华裔的人数，难以作出精确的统计，目前通常的说法是，总数近3000万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或地区中，其中东南亚占90％，已取得当地国籍者占90％以上。人数最多的国家有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美国、缅甸和菲律宾，其中美国近年增长最快。
中国对海外的移民主要来自华南沿海。广东省在总数中占65％以上，福建省约占25％，广西和海南人数也较多。广东的汕头、兴宁、梅县、台山、开平、恩平、新会、中山、深圳，福建的福清、福州、晋安、南安、厦门，广西的容县、玉林、北海，海南的文昌、琼山、乐亭等皆为著名侨乡。其中广东省的侨眷即占全省总人口1/6以上。为了同亲人团聚，这些地区目前国际人口迁移仍相当活跃。
移民形成的特殊文化符号
洪洞大槐树
元朝末年，战争连绵不断，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到了明朝初年，许多地方，特别是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区呈现着民多逃亡、城廓为墟、田地荒芜的冷落、凄凉景象。山东、河南、河北受战争破坏最为严重。到了永乐初年，情况仍未好转。战争的创伤尚未愈合，紧接着又出现了较大的天灾。永乐元年（1403年）甲午，直隶、北京、山东、河南饥；庚寅，山东蝗；丁酉，河南蝗。永乐二年八月，淫雨毁北京城五千余丈；十月，黄河决口，冲毁开封城。
面对这种社会经济异常凋敝的情况，朱元璋和朱棣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这对于新生的明王朝是十分不利的。于是，明立国之初，朱元璋就决定实行“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政策。当时，就北方来说，山西受战争破坏较小，四境安宁，而且多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特别是汾河沿岸广大地区，地沃水足，人烟尤为稠密。于是，明洪武、永乐年间，政府便大量从山西南部迁民。
从现有史料来看，明初从山西迁民共有6次，这些移民不仅被迁送到山东、河南、河北、北京，还有的被迁送到了遥远的淮河以南。至今在北京大兴、顺义等县，还有许多以山西的县名命名的村庄，如长子营、屯留营、霍州营等。
山西这6次移民，都与洪洞大槐树发生过关系。据史载，明初从山西迁民，不管老百姓家在何府何州何县，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去。洪洞县贾村，当时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明政府在广济寺为移民登记，“发给凭照、川资”，而后再由此处编队迁送。老百姓在离开洪洞时，人人悲伤，个个哭泣。他们拖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有的灌一桶霍泉水（洪洞县的一股泉水）；有的撮一把洪洞土;有的藏几片槐树叶，三步一回头，五步一转身，状极可悯。当广济寺在视线中渐渐消失时，人们总想在最后一瞥中寻找个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作为今后怀念故乡的标记。此时，恰好能看见耸立在广济寺旁的那株古槐。那槐树苍老挺拔，枝繁叶茂，高耸入云，在秋阳的照射下，闪着翠绿色的光亮。树上还有乌鸦窝，高筑枝头。于是，这株古槐上老鸹窝的形象便牢牢印在所有迁民们的心中。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现在，在山西省洪洞县贾村附近，南同蒲铁路西侧，有一处浓荫盖地、槐柳相间的树丛。每年，这里都游人不断，名声传遍五湖四海。这里就是数不清的亿万人的“故乡”——洪洞大槐树。对于这棵大槐树，数百年来，黄河下游的村村寨寨，甚至更广泛的地区，一直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在晋、冀、鲁、豫、皖等省，还有首都北京附近，还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谣：“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老鸹窝”。一棵槐树成了亿万人的“故乡”。
走西口
走西口大概是从明代的中期开始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最大，前后持续了将近300年。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生活比较困难，于是人口外迁；二是由于当时内蒙这一带边防的需要。有一部分人走西口，比如在明代中期时候西迁的晋商，他们是为了到口外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于到后来的票号。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一曲荡气回肠的北方民歌《走西口》，引发人们对先辈哀伤离愁“走西口”往事的追忆。然而，遥望万里长城九重关何处是“西口”，历来坊间众说纷纭，学术界亦有争论。在一次山西省右玉县举办首届晋商与西口文化论坛上，经国内史学家论证，将明清古道的“西口”定在塞上雄关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北，明称杀胡口）。如今，以前西口出去的人们纷纷踏上寻根访祖的路。在山西省河曲县至今还完整保留着走西口时必经之路“西口古渡”。走西口年代的民歌也流传至今，叫“二人台”，听一首“二人台”走西口，不难体会出那当年走西口时的悲离之情。
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清政府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的“移民垦荒”的举措，在大半个中国推行了移民填川政策。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戮。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从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可见，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是指湖北、湖南两地。在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合称“湖广省”。
下南洋
南洋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包括当今东盟十国在内的广大区域。而广义的南洋还包含当今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历史上称为“下南洋”。
中国与东南亚的交往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据《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公元1世纪左右，中国就与缅甸、越南等国互有来往。唐代时，移民人数开始增多，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唐人”。不过，中国人的南洋路，一直到了明朝和清朝前期，才越走越宽，历史上有数次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1.西汉末年，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2.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3.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时，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4.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5.明末清初，大量的难民、被清兵打散的农民军、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遗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明亡后，高、雷、廉三州总兵陈上川、副将陈安平等率领兵将家眷三千余人、战船五十余艘到达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这块地方因此被称作“明乡”。1659年，跟随永历帝流亡缅甸的官兵眷属，有的逃亡暹罗(今泰国)，有的被安置在缅甸边远地方，今天缅甸北部的桂家与敏家都是这些官兵的后裔。
其迁徙原因，一是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末年，伴随着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王朝更替，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那个时候下南洋的人，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也有在家乡故土待不下去的人。其次，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意即国王）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国内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或携妻带子，或孤身一人，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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