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满人姓名问题，迄今已有不少撰述。 大致可分二类：一类，为清代官私文献所记；再一类，出自今人记忆和追述。对前类记载，长期以来，学界尚少系统整理和研究；而在后类撰述中，则以满族故老的历史记忆较为珍贵。
尽管说法不尽相同，却大大丰富了今人的认知。 但此类撰述也存有一个局限，即所记大多凭依个人记忆，至于记忆是否准确，在代际传承过程中是否有附会、臆测、乃至杜撰的成分，则完全无从查考。这或者就是目前有关满族姓氏与命名问题言人人殊、说法纷呈的一个原因。
由此看来，回归历史的原点，即以清代文献为基础展开探讨，就具有了独特价值。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本文重点利用清代官书、契书、碑刻、家谱、私家笔记，对满人姓氏命名系统，从姓氏、名字、字与号、辈字排名、法名、避讳用字、更名冠姓等七方面，略作考察。
一、姓氏
雍正十三年（1735 年）敕修、乾隆九年（1744 年）告竣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是清朝大型官修旗人谱书，内收录“国姓”即皇族爱新觉罗姓以外的八旗满洲姓氏七百四十一个，蒙古、高丽、汉姓五二五个，合计一二六六个。此外，乾隆朝官修《清朝通志·氏族略》十卷、《钦定八旗通志·氏族志》八卷，对《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亦有补充。上述官书，奠定了后人研究清代满人姓名问题的文献基础。
满人姓氏，来源复杂。 以部为氏者，有瓜尔佳氏、钮祜禄氏、赫舍哩氏、纳喇氏、科尔沁氏、察哈尔氏、辉和氏、叶赫氏、土默特氏、巴颜氏、富察氏等。以地为氏者，有马佳氏、栋鄂氏、郭啰罗氏、兆佳氏、章佳氏、萨克达氏、瓦尔喀氏、宁古塔氏、瑚锡哈哩氏、佟佳氏、性佳氏等。以姓为氏者，有钮祜禄氏、舒穆禄氏、那木都鲁氏、赛密勒氏、尼沙氏、博和哩氏、辉罗氏、乌苏占氏等。以名为氏者，有石氏，国初功臣石国柱，本姓瓜尔佳氏，父石翰，居辽东，因名有石字，遂以为氏。
顾氏，顾八代，官礼部尚书，本姓伊尔根觉罗氏，自八代开始子孙以顾为氏。鄂氏，鄂拜，官国子监祭酒，本姓西林觉罗氏，自鄂拜起，子孙以鄂为氏。省言为氏者，佟养正之祖本姓佟佳氏，因贸易关中其子孙俱以佟为氏。强氏，包衣强效，本姓强恰哩氏，自强效始，其子孙以强为氏。同族异氏者，伊尔根觉罗氏，其别支为蒙鄂啰氏、巴雅喇氏；乌灵阿氏，其别支为乌尔达氏；瓜尔佳氏，其别支为石氏；佟佳氏，其别支为佟氏。（1）
满人之姓，有源自女真者，即《清朝通志·氏族略》卷首所称：“今以《通谱》所载考诸往史，满洲氏族见于金史者什之三，蒙古氏族见于元史者什之一。”其源于金女真者，《钦定八旗通志·氏族志》“八旗满洲谱系”首列完颜氏。文中“谨案”：“完颜为大金国姓，我朝诞膺天命，金源族裔，旧隶八旗旧谱。原列第二十八卷，今谨遵圣谕，仿《通鉴辑览》，明祚既移，犹存宏光（弘光）年号之例，
仍编于八旗满洲氏族之首。”据《清朝通志·氏族略》，源自金女真者尚有瓜尔佳、钮祜禄、舒穆禄、赫舍哩、那木都鲁、纳喇、额苏哩、尼沙、温特赫、博和哩、温都、辉罗等诸多姓氏。
满人之姓，有源自蒙古者。《钦定八旗通志·氏族志》“八旗蒙古谱系”
首列博尔济吉特氏。文中 “谨案”：“博尔济吉特，大元之姓，与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及喀尔喀四部落台吉俱系元代后裔，藩长均应汗王、贝勒、贝子、公封爵，同为我朝臣仆，岁时朝觐，奔走络绎，无外之规，实前代所未有。今纂八旗氏族志书，谨遵旨，以博尔济吉特氏载于蒙古姓氏之首。”源自蒙古尚有萨尔图、
蒙古尔齐、 郭尔罗特二百三十五氏。
满人之姓，有源自朝鲜（高丽）者。《钦定八旗通志·氏族志》“八旗高丽谱系”首列李氏。文中“谨案”：“李氏系出高丽国王之姓，我国家肇兴东土即称臣内属。其氏族隶满洲旗分甚繁，今纂八旗氏族志书，谨遵旨，以李氏列于高丽姓氏之首。”源自高丽（朝鲜）者有韩、张、柏、金等四十三氏。满人之姓，有源自汉人者。《钦定八旗通志·氏族志》“八旗汉军谱系”共列张、高、陈、胡、黄等二百四十六氏。满人董鄂姓，相传是金女真时被掳宋朝宗室之后（2）。汉人女子嫁入满洲人家，多改称“某佳氏”。高斌，内务府镶黄旗第四参领第一旗鼓佐领下汉姓人，乾隆朝大学士，女嫁弘历于潜邸，弘历即位后晋皇贵妃（慧贤皇贵妃）。高斌一族，蒙恩由内务府镶黄旗抬入满洲镶黄旗[1]。嘉庆二十三年(1818 年)，命玉牒内改书为高佳氏（3）。在《清朝通志·氏族略》中，高佳氏被列入“满洲八旗姓”。内务府镶黄旗包衣陈希敏，有女嫁圣祖玄烨，封勤妃。
雍正十二年（1734 年）九月，奉旨：勤妃母之外戚，著出包衣，入于本旗。其族人七十余，即编为一个佐领，令其族人管辖。 乾隆初，尊封纯裕勤太妃（4）。根据《八旗造送奏折事件清册》中《已入满洲姓氏》档记载，陈氏一族，原系太祖努尔哈赤时海城来归“旧尼堪”（陈汉人）
，编入镶黄旗满洲包衣牛录，后隶内务府。陈氏一族获准抬入镶黄旗满洲，改“陈佳氏”，相关档案题名“已入满洲姓氏”，表示汉人陈氏一族转为满洲氏族（5）。弘历在潜邸时，娶魏氏，内管领清泰女，入宫为贵人，晋贵妃。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生仁宗颙琰，进皇贵妃。六十年(1795 年)，颙琰立为皇子，册封孝仪皇后。魏氏因系外戚，由内务府镶黄旗抬入满洲镶黄旗，魏氏改称魏佳氏，时间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3）20。
满人与他族通婚的结果，形成许多跨族姓氏。据《清朝通志》卷三至五《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仅“满蒙两见”的姓氏就有：马佳氏、纳喇氏、完颜氏、乌扎喇氏、李佳氏、黄佳氏、章佳氏、蒙古尔济氏、留佳氏、珠佳氏、叶赫氏、拜佳氏、塔坦氏、兆垒氏、莽果氏、博尔济氏、陶佳氏、巴颜氏、瑚佳氏。其他满人之姓而与索伦（鄂温克）、锡伯、赫哲、达斡尔诸族兼通者，实繁有徒。
满人之姓，有得自皇帝赐姓者。早在清开国时代，就有汉人刘姓，满名“洛翰”，因扈从努尔哈赤受伤致残，被赐姓觉罗。（6）据《清朝通志·氏族略》：国初功臣瓜尔佳氏吴拜、舒穆禄氏纳木泰、佟佳氏扈尔汉、纳喇氏卓纳、兆佳氏满平阿，太祖努尔哈赤均赐姓觉罗氏。创制满文之额尔德尼，原姓纳喇氏，奉太宗皇太极谕旨入硕色族中，赐姓赫舍哩氏。布恕库，本姓温徹亨氏，皇太极赐姓乌鲁氏。准泰，官广东巡抚，本高丽那姓，奉旨赐姓满洲之纳喇氏。翁金，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员外郎浑金养子，原籍江西，本姓无考，圣祖玄烨命编入满洲姓赫舍哩氏。索绰罗氏，内务府正白旗满洲人，也是以科举闻名的内务府世家。先祖布舒库，任内务府司库。子都图，内务府郎中，因身健如石，圣祖赐汉姓石。索绰罗氏发家，已在清中叶，最出名者有嘉庆年间大学士英和。英和的父亲德保和堂伯观保，都是进士出身，均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观保任翰林院编修，德保任翰林院检讨（7）。后来，观保官至礼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德保官至广东巡抚、礼部尚书。
满人之姓，有通过更改而来者。蒙鄂啰氏，本姓伊尔根觉罗氏，氏族甚繁，分居东西二寨，西寨改为蒙鄂啰氏；巴雅喇氏，本姓伊尔根觉罗氏，东寨改为巴雅喇氏。纳喇氏，星根达尔汉，蒙古人，本姓土默特，因灭纳喇姓部，据其地，改姓纳喇氏；昂古里、星古里，辉发人，本姓伊克达哩，后依呼兰人噶扬噶土默图姓纳喇氏，遂改姓纳喇氏。富明阿，本姓萨克达氏，世祖福临命承袭伊舅乌尔丹世职，因改姓赫舍哩氏。乌鲁理，本姓乌苏氏，世宗胤禛命过继其舅大学士富宁安为嗣，因改姓富察氏。敏森，本姓那木都鲁氏，世祖福临命承袭其妻之外祖纠纳世职，因改姓库雅拉氏。
满洲诸姓中，有所谓“八大家”，即 “八大姓”。其中，又有宗室八大家与异姓八大家之别。宗室八大家指清朝“世袭罔替”“与国同休”的八大“铁帽子王”，见宗室奕赓所撰《佳梦轩丛著·煨柮闲谈》。异姓八大家则指满洲开国八大功臣之后，因无“钦定”一说，故具体指哪八家，说法不尽一致。雍正《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将瓜尔佳、钮祜禄、舒穆禄、赫舍哩、他塔喇、觉罗、佟佳、纳喇等八姓列为满洲八大著姓。礼亲王昭槤《啸亭杂录》卷十：“满洲氏族以瓜尔佳氏直义公（费英东）之后，钮鈷禄氏宏毅公（额亦都）之后，舒穆禄氏武勋王（杨古利）之后，纳兰氏金台吉之后，董鄂氏温顺公（何和哩）之后，辉发氏阿兰泰之后，乌喇氏卜占泰之后，伊尔根觉罗氏某之后，马佳氏文襄公（图海）之后，为八大家云。凡尚主选婚，以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八族为最云”[2]。清末大学士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则称：满洲八大姓为钮祜禄氏（译姓郎）、瓜尔佳氏（关）、舒穆禄氏（舒）、那拉氏（分叶赫、辉发二那拉）、完颜氏（王，或有姓金者）、富察氏（傅）、费莫氏（费）、马佳氏（马）、章佳氏，实为九姓，然费莫、马佳两姓原系一族。杨同桂《沈故》则称满洲八大姓为瓜尔佳、钮祜禄、舒穆禄、董鄂、辉发、乌喇、马佳氏（8）。昭槤、崇彝均为满蒙世家，说必有据，而所说岐互，乃因时代不同，识见有异，故不必拘泥于一说。崇彝之说晚出，应反映清末人对满洲八大姓的理解。
满人原用本姓，后改汉姓，此现象自明末清初已露端倪。改姓有几种方式：一种意译：皇室爱新觉罗氏的“爱新”，满语原意为金，后改姓金；萨察氏的“萨察”，原意为“盔”，因用“隗”为姓；宁古塔氏，意为“六”，改姓为刘；乌雅氏，满语为猪，改姓为朱；钮祜禄氏（钮赫），原义为“狼”，改姓为郎。一种取本姓之第一字为单字姓：舒穆禄氏、舒舒觉罗氏改为舒氏，富察氏改为富氏，董鄂氏改为董氏等。满人原为双字或多字姓，改单字姓后，则易与汉姓混淆。又一种，以汉字谐音取代本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裕瑚鲁氏改姓于，布尼氏改姓卜等。
满人冠汉姓现象虽发端于关外时期，但其普及，应在进入北京以后。一般说来，满人取汉姓，多与自己的族姓保持一定对应关系，不过，在碑文中，还有一些有趣的另案。顺治十二年（1655年）三月刻《王法哈墓碑》，汉文部分为：“顺治岁次乙未季春吉旦诰赠通义大夫法哈王公之墓”，满文部分为：“ijishūndasan i
juwan juwe ci aniya ilan biyai sain inenggi guwalgiya halai sargan ilibuha. g’oming bume amcame fungnehe doro de
husun buheamban faha i eifu”[3]。满文部分提到，该碑为法哈之妻瓜尔佳氏所立，为汉文部分所无；而汉文部分谓法哈汉姓为“王”，满文部分却略而不言。综合满汉两部分文字，不仅确认王法哈为满人，还说明满人入关初已习惯冠汉姓。满洲瓜尔佳氏，一般冠汉姓为“关”，而墓主法哈却冠汉姓为“王”。
这究竟反映满洲人冠汉姓带有很大随意性，还是另有原因，值得思考。康熙十七年（1678年）《安氏茔地碑》载：满人翁格清，旧以赵为姓，入关后，他为祈祷子孙世世平安，“乃令举族咸以安为氏”。其子遂称安泰[4]。满人改汉姓的随意性，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许多满洲男子的姓名已趋汉化， 但仍在某种程度留有本族特色。相形之下，在香会碑题名中，凡满洲已婚妇女均称某门某氏，如伊门关氏、那门赵氏、苏门卜氏、穆门赵氏，等等。前为夫姓，后为妇姓。如此表述，与汉人妇女如出一辙[5]。惟有觉罗门刘氏、觉罗门王氏、觉罗门纪氏、全门觉罗氏、胡门富氏之类，以其满人姓氏的特殊性，将身份显露无遗[6]。
乾隆帝把保持满洲本姓提高到捍卫“满洲根本”的高度来认识。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谕：八旗满洲、蒙古皆有姓氏，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整饬，因循日久，必各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9）。又谕：满洲名氏从来都是取满语与汉语对音来书写汉字，不准依附汉姓，有意牵混。他要求满人名字的第一个字不准用汉姓的姓，以免引起误解。有满人名“陶光”者，“陶”是汉人常见的姓；又有名“郭布亨”者，“郭”也容易令人联想到汉人郭姓，他们都受到乾隆帝申斥。
满人习惯，凡公私文牍称名不举姓，人则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若姓然。（10）但以名为姓很容易与汉人姓名混淆，故此种现象多次受到乾隆帝的斥责。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吏部带领引见有叫满吉善者，大臣留保之子。弘历谕旨称：其名满吉善者，竟以满为姓矣。
朕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其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7]。
二、名字
满人取名，同样内容丰富，来源复杂，不妨作一概括梳理：
爱新觉罗氏命名，早期受蒙古文化熏陶。被清朝尊为肇祖的孟特穆，即蒙古人常用以取名的“孟哥帖木儿”（意为银铁）。太祖努尔哈赤诸子侄中，阿敏（蒙古语“气息”意）、济尔哈朗（“幸福”意）、皇太极（“王子”意）等，都是蒙古名字。
满人早期风俗朴而不雕，因受渔猎采集传统影响，常取禽鸟、猎具命名。在努尔哈赤家族内，多尔衮词意为“獾”、固尔玛浑词义为“兔子”、博和托词意为“驼峰”、杜度词意为“斑雀”等。满人阿穆瑚兰，即“哨牲口的口哨”；伊斯哈，即“松鸭”；乌勒格善，即“一年的鹿”；纳辛，即“马熊”；那满，即“山羊”；噶鲁，即“天鹅”；萨克达，即“母野猪”；鄂硕，即“架鹰的三指皮巴掌”；尼鲁，即“披箭”；萨喇，即“箭桶”；苏纳，即“牵狗的绳子”；逊塔，即“顽鹰的网兜”；鄂费，即“打野鸡的脚套子”。不一而足，俱详宗室奕赓：《清语人名译汉》。（11）
满人先世生活简朴，刳木为器。幼子命名，又有察哈喇（柳瓢）、萨马拉（大木碗）、阿卜萨（桦皮桶）之类。新生儿的排行或身体某个部位或特征，也构成名字来源。克勤郡王岳讬，意为傻公子、呆子；贝子傅喇塔，意为烂眼边；豫亲王多铎，意为胎。舒尔哈齐第八子贝勒费扬武（芬古），意为“老疙瘩”，即幼子，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意为“小”。颖亲王萨哈廉，意为“黑”；贝子博洛，意为“凉帽”。
满人有用数字命名之俗。 某人出生，祖父适值七十岁，因取名“那丹珠”（满语“七十”之意）。以后流行直接用汉语数字命名，如祖父时年六十二，即取名“六十二”。
满人早先命名，又有阿勒巴图（村粗）、阿礼（通天鬼）、阿彦托克托（灯笼）、阿勒哈（闪缎）、鄂勒和达（人参）、僧库勒（韭菜）之类，无不随意为之。
满人早期命名直露率真， 与其古朴的生活相得益彰，即便译为汉字，初期亦不以粗陋为羞。成书于崇德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作弩儿哈齐，多尔衮作多里哄。顺治九年修《清太宗实录》初稿本中，努尔哈赤孙萨哈廉作“查哈量”，侄拜尹图作“摆音兔”，女婿达尔汉额驸作“打儿汗额夫”，宗室篇古作“偏俄”。以后受汉文化濡染，始将寓意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一类美好、雅驯的字眼运用于名字中。
满人命名，原有自身传统与特色，入关前已受到汉文化影响。清初皇室中取汉名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顺治帝福临，取“福之将至”意。但因实录等官书中皇帝御名为避讳而缺笔，所以“福临”的满文究竟如何书写，无从得知。福临第二、五、七子分别命名福全、常宁、隆禧，均带有祥瑞之意。康熙帝自幼习读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
他给十三子至十六子命名，源于《礼记》和《诗经》。 《礼·中庸》载：“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被认为是吉事的征兆。《诗·小雅·鸳鸯》称：“君子万年，福禄宜之”。
“福禄”二字，多用为吉庆颂祝之词。十三子名胤祥，十四子名胤祯，十五子名胤禑，十六子名胤禄。 玄烨没有将十五子命名为“胤福”，是避父亲福临的名讳。胤，意为后代，与下一字配合，寄托了玄烨对后辈的良好祝愿。根据同时期碑刻，
宗室中镇国公 “构孳”（godzi）、“果色”(goose)，也是汉名[8]。 汉人民间，起名“狗子”的男孩俯拾即是，“构孳”是否脱胎于“狗子”，尚不敢断言。“果色”又名“高塞”，为清太宗皇太极子，清初著名宗室诗人。肃亲王豪格的儿子取名富寿（fuseo），封和硕显亲王。 既富且寿，取的都是汉语里的吉祥字。在碑刻中，他们的名字不仅满汉对应，而且是汉名在先，满名只是汉名音译[9]。
以汉文福寿、吉祥、康泰等吉祥字命名，在清代成为满人习尚。顺治九年（1652 年），取中满洲状元麻勒吉，授弘文馆修撰，改名氏曰马中骥（12）。诸如文元、永祥、崇善、富祥、贵福、德昌、景和、寿山、福海之类，都是满人中流行的名字。这类字词使用频率很高，为避免重复，只好用不同组合加以区别。乾、嘉名臣、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字开文，号时帆，本名运昌，高宗弘历特改名法式善，满洲语黽勉上进。光绪年间，礼部侍郎宝廷，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其二子一名寿富，号伯福；另一子名富寿，号伯富。
满人入关后易患痘疫，婴儿多早殇，取佛保、众圣保、众僧保、众神保、观音保、菩萨保、韦驮保等带有宗教色彩名字者屡见不鲜。康熙十四年《清故淑女黑舍里氏圹志铭》记辅政大臣索尼长孙女黑舍里氏生前取法名“众圣保”[10]；又康熙四十四年阿进达墓碑载：阿进达殁后，其妻生一遗腹子，祖母“捧负珍如掌珠，锡以佛名众僧保”，（13）意在祷祝神佛保佑婴儿顺利成长。这些命名改用汉语，远比满语易说易记，但仍带有满俗特色。
在汉文化影响下， 满人命名呈现由满化向汉化的演变，此等事例在碑文、契约文书、家谱中俯拾即是。笔者在《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一文中，曾就当时北京旗人中的姓名情况，作了初步概括[11]。指出，在汉文化涵濡下，满人取汉名或满洲式汉名不再是罕见现象，如契书中“贾宝宇”、“大嘴”之类，都是汉名；八十一、八十四、佛保，则是满洲式汉名；婴儿出生时按祖辈年龄数命名，是满洲旧俗，最初，数字命名使用满语，以后为简便起见改用汉语。则反映满汉习俗的陶融。
通过康熙年间碑刻， 可以看到满人姓名存在几种并行不悖的类型，反映了清前期北京地区满人命名的多样性：一类为地道满语名字，诸如萨什库、瓦尔大、舒禄、阿思哈、卜达、克什兔、乌尔兔、鄂那海、色勒、都赖、法保、立哥、阿你妈、聂尔兑、厄义兔、八兔、那尔布等皆是。一类为满洲特色汉名，如七十四、四十二、三进保、长寿、存住、常寿、常保、常有、福海、奴才、药师保、花子、老米、关保、三达子、黑达子、六十五、贵禄、老哥、保住儿、丫头、索住、观音保、伽蓝保、二哥、进保、常在、来住等。一类为冠汉姓满名，如王花子、刘保住、刘索住、白阿林兔、王白呀喇、赵拉达里、李五十八、赵六十八、鲍六十七、王克什礼、李五十、刘八十、张六十八、王二吉兔、白八十一、程六十儿、马二吉兔、王八十等[12]。 镶黄旗满洲人恒斋，由部外放，辗转至四川成都后生一子，因起名成都[13]。则说明满人命名亦具有一定随意性。
乾隆帝一向把维系满洲命名传统视为保持“国语骑射”的一个重要保证，屡屡颁行谕旨，对臣属的汉式名字加以“纠谬”。有宗室名“望瑞”，弘历认为他的名字用汉文联写，竟成汉人名字，下令更改（9）238。又有满人叫“何督”，认为其名与汉人无异，命改“和都”或“赫督”（9）246。乾隆帝规定满人取名只准用两个字，不准用三字，以与汉人相区别。
贵州按察使喜崇福进京谒见，乾隆帝指责说，“‘喜崇福’三字，竟似汉人名”，命他改为尼堪富什浑。又传谕八旗满洲、蒙古，嗣后旗人内有似此用汉人名者，永行禁止（9）255。 嘉庆年间，有觉罗名“觉罗太”，颙琰（嘉庆帝）严斥他“指姓命名致蹈汉人习气”[14]。
一般情况，汉军旗人自清初以来多用汉姓汉名，但内务府汉姓人或汉军世家，因与满洲皇室贵族关系密切，几代以后，亦有受满俗影响而取满名者。内务府汉姓人高斌一族，因与乾隆帝结亲而地位显赫。从第三四代起，高氏族人多改满洲名字。又如汉军李氏一族，明末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之后，入清之初即有用满名者：李恒忠，满名宜哈纳；恒忠长子荣祖，满名立都；第三子显祖，满名塞伯理。老二房第八世献祖（一忠子），满名代都（戴都）；李鈊（献祖长子），满名华色（花塞）；李鑰（献祖次子），满名尹寿。老一房第十世向文，满名色冷（献箴第四子，又写色稜）。其满名之由来，初由清帝所赐。
恒忠的满名，是任侍卫时太宗皇太极所赐。其子显祖的满名，是任侍卫时世祖福临所赐。 老二房的献祖，年幼时亦曾担任侍卫，其满名是否皇帝所赐已不得而知。其实，至少在清前期，在满洲化的汉军家庭中，给新生儿取一个满名，并非寥若晨星的现象。
值得关注的还有汉军郎氏，《郎氏宗谱》（又题《牛胡鲁哈拉家谱》）载自明末至清光绪年间始祖郎玉以下十代世系。第七世廷辅、廷佐、廷弼、廷相，均以军功发迹，成为汉军名宦巨族。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程度上保持汉人传统和文化特性的世家，却在宗谱封面上特意署上《牛胡鲁哈拉家谱》七字。按：“牛胡鲁”即满语“nioheri”的音译，汉义为“狼”，转义为“郎”。郎姓，是满洲八大姓之一，载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渊源有自，但汉人郎姓与之风马牛不相及，却偏要使用这样一个满洲姓。其用意，实在耐人回味。以上情况，与满人不同，不妨说是内务府汉姓人或汉军人在一定程度上涵濡满文化的表现。
三、字与号
清代满人除本名外，又加表字（或称“字”）。表字即人在本名外所取的与本名有意义关联的另一名字。人们相互间为表敬重，以表字相称，不直呼其名，益显彬彬有礼。满人受汉人影响称表字后，称名系统趋于繁缛。此即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九回所指：进关后不过百年，风气已为之一变。满人彼此相见，不问氏族，先问台甫（犹言尊字、大号，即初次见面，向对方请问表字的敬辞）。
久而久之，不论尊卑长幼远近亲疏，一股脑子把称谓搁起来，都叫别号（即名和字以外另起的称号）。
安平郡王岳乐有子二十人，其中五人封爵。他们中间无杰出的军事统帅，
却涌现出一些痴迷于诗琴书画的高雅之士。岳乐儿子玛尔浑，自称古香主人，著有《敦和堂集》。他画的钟馗，被大学问家孙星衍收集。
其弟吴尔占，号雪斋，也能诗善画。 岳乐女六郡主，远嫁蒙古，三十岁即抑郁而亡于草原，据说也是诗画兼工。她曾画一幅梅花，半株生机盎然，半株几近枯萎，为悲叹自己命运不济而作，
引起时人的同情。 女孩子能同兄弟们一起吟诗作画，足见这是一个文学艺术氛围浓郁的贵族家庭。
满洲文士， 除表字外，
常用别号表示本人的旨趣、嗜好。清初满洲诗人鄂貌图，字麟阁，一字遇尧，开风气之先。高塞，清太宗皇太极第六子，雅好文学，号“敬一道人”。宗室岳端（或作袁端，蕴端）字兼山，又字正文，号“红兰室主人”，又号“玉池生”、“东风居士”，因是岳乐第十八个儿子，又自称“长白十八郎”。宗室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饶余亲王阿巴泰第三代孙文昭，字子晋，号“芗婴居士”、“紫幢轩主人”，又自称“北柴山人”。雍正以降，满洲贵族中取字、号者蔚成风气。
在满洲子弟中，从清初开始，因为与汉士人频繁往来、唱酬应和，还出现了取双名和别号的习气，这也是满洲旧俗中所没有的。嘉庆帝曾忆及幼年情况，一次，乾隆帝见他拿一把折扇，上面的题画诗句落款，有“兄镜泉”三字，询之是十一阿哥手笔，“镜泉”即十一阿哥自取别号。乾隆帝立即为两子讲了一番道理，说做这种附庸风雅的事，殊非皇子所宜，皇子读书，只应该讲求大义，使之有益于自己身心，这些寻章摘句的作法都是“末务”，年幼之人怎能学如此虚伪的东西！乾隆帝声称自己当皇子时从来不私取别号，有过的一个别号还是皇考（指死去的雍正帝）赐的。
我国家以“国语骑射”为本，子子孙孙万勿效法汉人恶习，云云。为了防微杜渐，他还命将这番话写出来贴在皇子书房墙壁上，让他们触目儆心，永志不忘。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即使对生养深宫的皇子，民间的字号习尚也有莫大吸引力。
四、辈字排名
汉人传统，族人取名流行字辈法，即同辈人取名排一相同字（又称派语），藉以标明行辈、长幼和尊卑。满人早期命名带有随意性，不同辈分乃至同一辈分族人间常有同名混淆现象。
为杜绝这类现象，命名按照汉俗逐渐使用派语。
康熙年间，首先被满洲皇室接受。确定皇子名首字用“胤”字，皇孙名首字用“弘”，第二字用“日”旁。乾隆、道光、咸丰三朝，又分别增加各四字，形成“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啓、焘、闿、增、祺”十四代字辈。字辈一般由吉庆和吉利的单字组成，或五言或四言或七言，缀连起来，琅琅上口，组成代表一定含义、体现一定价值观或对子孙寄与殷切期望的诗句。
升寅在《马佳氏宗谱》序中说：“按代依字命名，或满或汉，总以本字冠首，名字既免重复，辈行亦易分晓。”马佳氏是满洲八大姓之一，族大支繁，子孙命名，每多重复。
道光二年（1822 年），阖族公议，重修宗谱，以笃亲谊而正名号，拟定排辈十六字：文熙启秀，积庆开先，忠诚绍世，谦惠延年。并规定自第十四代起按文字排。道光十七年（1837 年），因其中有应避清皇族名讳（“启”字），阖族又商定，由原定十六字内酌定“绍世延熙，忠诚积庆”八字，仍从第十四代排起。
五、法名
除了姓、名、字、号，在满洲幼童中，还流行取法名。为保佑幼儿平安，许多满人父母按照民间习俗，到寺庙许以“跳墙和尚”，由长老赐给幼儿法名。所谓“跳墙和尚”，旧著有如下解释：“小儿周岁，……或恐不寿，则有舍在寺观冒为僧道出家者。其法于是日抱之入庙，予一帚使扫地，其师假作督责笞击之。
预设一长凳，令小儿跨越而过，不可回头，即出庙归家，仿佛逾垣逃遁者，嗣后终身不宜再入此庙。”（14）可见，父母令小儿舍身寺庙，不过徒具形式，跨凳象征跳墙，随即归家，依旧嬉戏。
从此多了一重佛祖的护佑，这应是“跳墙和尚”的真实含义。满人崇翰池出生时，父母四十余岁，老来得子，非常欢慰，祖母尤钟爱。
许以跳墙和尚，六岁留发，为贤良寺晟一方丈之弟子，赐法名益安。崇翰池二十一岁时，弟崇霁生，亦许以跳墙和尚，为贤良寺晟一方丈之次弟子，赐法名静安。崇翰池婚后，其长子、次子均许以跳墙和尚，成为贤良寺晟一方丈的长徒孙、次徒孙，赐法名富佑、禅佑。崇翰池生第三子晋堃，双亲原拟照旧例将此孙满月后仍许以贤良寺为跳墙和尚，不料京师变乱，方作罢论（15）。满人幼儿被许以“跳墙和尚”，获赐法名，成为寺庙俗家弟子。这反映了民间宗教与习俗在满人中的深刻影响。
满洲完颜氏 《惕盦年谱》（《完颜文勤公年谱》）记，崇实生时祖母恽氏（即麟庆母亲）梦东岳头陀，故命乳名岳保，崇实乳名岳保，故其弟崇厚乳名宗保，取“宗”之义——泰山——山宗。说明即使满人小儿取乳名，亦受到汉文化影响。
六、避讳用字
帝王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 说话写文章遇到君主或先祖尊亲的名字，不能直接说出或写出，叫作避讳。这本是汉人旧俗，也为满人接受。对满洲皇帝的避讳尤为严格。《大清律例》卷七“吏律上书奏事犯讳”条：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皇帝即位之初，务必颁布上谕，宣示敬避之法。自清初至道光，御名上下二字，并敬避之。咸丰以后惟避下一字。又规定，孔子为百世师，对其名讳，亦必须敬避。（16）
满人平常称名不举姓，俗以本名第一字为姓，避讳方法亦照此推之。《辉发萨克达氏家谱》载，额德布称额讳德布，哇岱称哇讳岱，法辉称法讳辉，以次类推，虽套用汉俗，仍带有本族文化的印记。
完颜氏崇实长子初名嵩祝，后避咸丰帝奕詝讳，改申字，娶乳名同。三儿生，名华祝，后避讳，改华毓。崇厚长子，乳名阶儿，大名三祝，避讳，改三奇，又改衡平。第二子名三捷。第三子衡永，乳名亮哥。四子衡光，乳名中哥。五子衡桂，乳名桂哥。六子衡彬，乳名彬哥。
崇厚五个女儿也皆有乳名、大名。与男儿同（17）。世家女亦取名号。崇翰池之妹，名崇雱，号翠池，字蝶香，乳名芸。崇翰池之女，乳名鹿格。鹿者取其福禄之意，又鹿与六音同，因其为第六胎（15）。
满人延昌纂修《图门世谱》：“今于谱内及族中长辈官名、乳名之外选定曰崇、荫、荣、熙”四字（18）。他不仅避先祖官名、字号，连乳名都要避，因将先祖乳名附载家谱中。
七、更名冠姓
民国肇建，因优待条例有“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的规定，八旗制度暂时得以保留。但许多旗人目睹时局丕变，深知八旗制度不足为据，为顺应时局变化，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申请冠姓改籍。“冠姓改籍”，只是一个笼统概念，依具体内容，又可分为申请复姓、申请复姓更名、申请冠姓、申请冠姓更名、申请冠姓（或复姓）改籍、申请冠姓（或复姓）更名改籍等若干情况。申请冠姓改籍的，有满洲、蒙古，也有汉军，而在《政府公报》上正式刊布消息的，则多为仕宦或向学之人。
（一）申请复姓，即申请恢复祖上汉姓。
（二）申请复姓更名。有些旗人在申请复姓的同时，要求更改汉名。
（三）申请冠姓。满、蒙旗欲改变称名不举姓旧俗，就要申请一个汉姓，加在名字前面，谓之“冠姓”。
（四）申请冠姓更名，即冠姓同时更改名字。
（五）申请复姓复籍（复籍即由旗籍改入民籍，用“复”字，主要指汉军，意指当初本为民籍，后编入旗籍，如今恢复民籍）。
（六）申请冠姓改籍。
（七）申请冠姓更名改籍（18）[15]。
民国改籍，以冠汉姓为前提。 对满、蒙旗人来说，意味着他们放弃本族传统，改从汉俗。这一条款，实际含有民族歧视内容。
申请冠姓改籍，须履行一定手续。 首先由申请人呈报内务部民治司，该司核准后立案注册，再行文有关机构。为官为学者，往往在这方面比较积极，主要是为了自己前程考虑。他们在政府公报刊登启示，以广周知。
旗人申请冠姓，不一定申请改籍，申请改籍，却必须以申请冠姓为前提。对一些旗人来讲，从冠姓到改籍，是一个多步走的转变过程；但是对另一些旗人来讲，这一过程却可能在同一时间内完成。
旗人申请冠姓改籍，许多是基于无奈。旗人易受社会歧视，就业求职，往往遭遇常人没有的困难。为了谋生求职，只好申请冠姓改籍。
八、结语
以上以清代文献为据，对满人的姓氏命名系统的内容、特点、演变分七个方面作了初步考察。说明满人的姓氏命名系统，在内容上具有丰富多样、时间上具有流变性强、受汉文化影响强烈等特征。之所以形成如上特征，与满人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社会发展的独特环境、外部条件的多样性、以及满汉文化日益陶融的发展趋向，是分不开的。同时应该看到，迟至清末，满人的姓氏命名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自己的特征。
这不仅是满人有别于其他族人的一个文化符号，也是其实现自我认同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 乾隆官修.清朝通志·氏族略·卷一 0[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6803-6805.
（2） 昭梿.啸亭杂录·宋人后裔 [M].北京:中华书局，1980:325.
（3） 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二[M].上海: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3:20.
（4） 弘昼，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陈善道传[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 年影印本.
（5） 细 谷良夫 . 歴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已
入満洲姓氏」檔案——包衣ニルをめぐって——[J]. 日本满洲史研究，2002（5）：69.
（6） 昭梿.啸亭续录·洛翰[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 弘昼，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正白旗包衣布舒库[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 年影印本：522.
（8） 金毓黻.辽海丛书：第1集[M].北京:辽沈书社，1985.
（9） 李洵，等.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一二[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251.
（10）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 [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3.
（11） 奕赓.佳梦轩丛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12）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M].北京:中华书局，1960：363.
（13） 金毓黻.辽海丛书·雪屐寻碑录[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
（28） 李洵，等.钦定八旗通志：卷首十一[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238.
（14） 吴廷燮.北京市志稿·礼俗志[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150.
（15） 崇雯.崇翰池年记：民国间稿本[M]//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198 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544.
（16） 织田方. 清国行政法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86-87.
（17） 衡永，崇厚.鹤槎年谱[M].民国十九年（1930）刊本.
（18）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图门世谱[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1]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奉天高佳氏家谱手写本。
[2] 类似说法见徐珂《清稗类钞》第 5 册，第 2144-214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3] 顺治十二年三月《王法哈墓碑》，载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下简称《拓本汇编》）第 61册，第 75 页。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年。
[4] 载《拓本汇编》，第 63 册，第 122 页。
[5] 康熙四十一年二月《曹国相创善会碑》，载《拓本汇编》第 66 册，第 6 页。
[6] 乾隆十三年三月《供茶会碑》，载《拓本汇编》第 70 册，第 18 页。
[7] 光绪《宗人府则例》卷一，第 22 页下 23 页上，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8] 康熙六年五月《构孳墓碑》，载《拓本汇编》第 62 册，第 90 页；康熙十年九月《果色墓碑》，载《拓本汇编》第 62 册，第 177 页。
[9] 康熙十四年四月《富寿墓碑》，载《拓本汇编》第 63 册，第 71 页。
[10] 载《拓本汇编》第 63 册，第 69 页。
[11] 《民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
[12]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东岳庙碑》，载《拓本汇编》第 65 册，第 118-120 页；康熙三十七年三月《散司攒香会碑》，载《拓本汇编》第 65 册，第 121-122 页；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十六日《重修三义庙碑记》，载《拓本汇编》第 66 册，第 17-18 页；康熙五十一年八月《东岳庙速报司岳武穆鄂王碑记》，载《拓本汇编》第 66 册，第 168-170 页。
[13] 《成都及妻库雅拉氏墓表》，载《拓本汇编》第 80 册，第 69 页。
[14] 光绪《宗人府则例》卷一，第 24 页上。
[15]关于冠姓改籍问题，详见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第 808-822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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