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以后，随着徽商的崛起和徽州科第的勃兴，纂修族谱成为一时风尚。9月15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文津讲坛”上，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卞利通过自己对明代徽州族谱的编纂、刊刻与管理的研究提出，族谱的纂修体现了民间与国家的互动。
明代是我国谱牒纂修理论与实践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据学者统计，单位和个人收藏的明代族谱约670种，其中徽州族谱为465种。各类宗族房派支系的族谱、宗谱、家谱、家记和家典等族谱数量尤为巨大。卞利在讲座中谈到，族谱是宗族社会为了维系宗族控制、强化尊卑等级秩序而刊刻。作为记录宗族活动的重要文献之一，明代徽州形成了较完备的族谱纂修理论和相对成熟的族谱刊刻与管理制度。人们可以透过明代徽州族谱，清晰地洞察明代族谱的纂修、刊刻和管理及其家国互动关系的一般状况。
纂修族谱需要大量资金，明代徽州纂修族谱时的资金筹集渠道有包括商人出资在内的个人独立自愿捐资助修，另外科丁派捐与自愿捐助结合也是徽州纂修族谱最为常用的一种方式。卞利谈到，明代徽州族谱纂修者把族谱编纂当作尊祖敬宗、报本追远、家国一体的行为，从而在家国互动关系上，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认同，所谓“家国一体，齐治一机”。他们不仅将族谱与国史、方志并列，使其成为中国传统三大历史文献体系，而且将儒家传统修齐治平联系起来，把对祖先尊长的孝和对王朝国家的忠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将国与家之间的认识及其良性互动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卞利认为，明代徽州族谱纂修与管理的宗旨与目的，在更多层面上体现了徽州宗族强烈的祖先意识、地域观念和国家认同，并希望在“尊祖宗，崇孝敬”的名义下，通过族谱的纂修来规范宗族的个体和群体行为，使宗族全体成员在同姓同族的血缘关系下，最终实现“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而天下平”的家与国互动。而徽州地方官府对当地宗族纂刻族谱颁发牒文、告示予以认可和支持，其对族谱本身和族谱内容的认同，使族谱的编修和刊刻这一民间行为转化为官方意志。徽州宗族为了使其纂刻的族谱具有权威性，也往往借助国家和地方官府来伸展自己的意志，通过主动邀请国家和地方权力介入的办法，达成官方和民间行为的一致，维护自身组织和群体的利益。作为民间习惯法的村规民约，通过与国家法的整合，维护了乡村社会的利益，维持了既定的乡村和宗族社会秩序。因此，明代徽州族谱纂修、刊刻和管理中国家、地方官府与宗族之间互动是双向的，其整体目标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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